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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:红军播撒红色司法种子
  • 来源:人民法院报
  • 发布时间:2021-06-09 08:44:31

 

  恩阳河静静地流着,几块青石板桥旁边,野草青青。

  这里是起凤桥旧址,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处决罪犯的地方,也是革命志士、原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主席罗荣昌的牺牲之地。

  故事要从90年前说起。

  1931年,罗荣昌还是四川省恩阳县(今巴中市恩阳区)一个普通农民。这年11月,一支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、对他生命产生重要影响的军队——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诞生了。

  1932年冬,红四方面军主力1.6万余人退出鄂豫皖根据地,攻下南江、通江、巴中等县,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。罗荣昌像很多当地人一样,在红四方面军到来后迅速参加红军,1934年6月出任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主席。

  苏维埃政府重视司法建设,革命法庭是苏维埃政府的重要建制。

  1934年初,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大到4.2万余平方公里,建立了23个县和1个特别市的苏维埃政权,红四方面军发展到8万余人,被毛泽东称为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”。为稳定秩序、恢复生产,《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组织法》《川陕省革命法庭组织条例》等一系列条例颁布,红四方面军带领根据地人民进行了认真艰难的法治探索。

  在根据地,乡、区设有裁判委员会,直属县革命法庭,县设革命法庭,直属省革命法庭,省苏维埃革命法庭为一省的最高级法庭。通过镇压各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,保障苏维埃宪法和一切法令的执行,接收和处理苏维埃区域人民群众团体和政府机关的一切申诉事件……遍布根据地的革命法庭成为巩固政权、维护人心的重要抓手。

  罗荣昌作为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主席,多次率队到渔溪、万安、雪山等地清理反革命,剿土匪,惩办奸细。上八庙乡的李新兰勾结匪徒抢劫,罗荣昌率领百余人到达松坡梁,最终在红军增援下活捉李新兰等,并将其押解于革命法庭公开审理,在起凤桥刑场执行枪决。

  缓缓流动的恩阳河见证了历史的变迁。

  沿着河岸拾级而上,恩阳古镇数百座明清建筑伫立眼前,二三层穿斗结构的吊脚楼鳞次栉比,几乎家家有人居住,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也不例外。

  这是一座青瓦屋顶的木楼建筑。推开大门,眼前是开阔的大堂,左右各有两间小屋。木楼依地势而建,穿过大堂是通往楼下的阶梯,石砌的天井洒进阳光,给庭院增添了几抹亮色,楼下几间小屋,过去用作羁押之用。房屋的主人并没有改变法庭原来的模样,开了一家工农旅馆,身处其间,我们依然能想象出革命法庭当年开门办案的场景。

  恩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洋向我们展示了恩阳法庭过去的裁判文书、提讯单等。据了解,恩阳革命法庭从1933年6月到1935年3月存续了近两年时间,在这期间,审理各种刑事案件近百件,惩处国民党反动派、土豪劣绅、土匪流氓等150余人,审理重大民事案件200余件。

  川陕革命根据地有很多革命法庭,几乎红军走到哪里,苏维埃政权建到哪里,法庭就设到了哪里。达州的红胜县、通江的赤江县等都有过革命法庭,但像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这样保存完好、资料丰富的少之又少。当时的战争形势加上时代变迁,让许多那个年代的革命法庭难觅踪迹,川陕省革命法庭也是如此。

  杨正保是巴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,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。在他的帮助下,我们在巴中小街子一带找到了川陕省革命法庭存在的痕迹:“1933年6月,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从通江迁至巴中后,设在巴城‘学田局’和黄盛元(龚家大院)私宅内……设财政、经济、外交、交通、土地……法庭、戒烟局……”这是1980年四川省政府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,巴中市政府立的“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旧址”碑上的内容。

 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副馆长李坤蓉告诉我们,川陕省革命法庭随着战事的变化,曾一度进行搬迁。

  1933年春,川陕省革命法庭是驻在通江城钟鼓楼街祝家茶园(今书院路),反“三路围攻”中,迁驻新场坝,反“六路围攻”中,迁驻得汉城,后又迁回通江城原址,再后来,搬到巴中小街子一带。

  川陕省革命法庭委员有五人,由苏维埃大会选举产生,一人担任革命法庭主席。肖一之、袁成教等曾先后任川陕省革命法庭主席。但如今,关于这些人的事迹已难以寻访。

  小街子上人来人往,纵使还有很多老房子,却难以找到更多革命法庭的痕迹。祝家茶园川陕省革命法庭的房子仍在,青瓦屋顶的两层小楼,楼下已被商铺占领,楼上完全废弃,市声鼎沸中,无声地诉说着过去的岁月。

  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法治探索,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。如今我们还能在过去的案例、条例中,找到红军注重调解、推行司法公开的影子。

  但就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,中央红军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疯狂攻击。

  1933年下半年,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,1934年10月,第五次反围剿失败,中央红军开始长征。

  为策应中央红军的作战,红四方面军退出恩阳、通江等地,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北上。1935年3月,国民党占据恩阳,罗荣昌留下侦察被人出卖,遭敌人剖腹挖心、腹填鹅卵石而死。

  罗荣昌的故事到此为止了,但是红四方面军领导下的法治建设依然在路上。

  北上的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,调动敌人北移,之后强渡嘉陵江,于1935年6月在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合。中央政治局决定红军主力向北,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。8月初,红一、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。

  早就觉得北地荒芜的张国焘却在北上途中带着8万余红军南下,中共中央只得率领红一方面军约1.4万余人,编为陕甘支队北上。10月,张国焘在卓克基另立“中央”,10月底到达雅安地区。

  在最需要红军力量团结在一起的时候,张国焘搞分裂了。毛泽东曾说,这是他一生中的至暗时刻。但即使在这样的时刻,身处不同地区的红军队伍,“共同革命,共同战胜蒋介石集团,取得革命的胜利”的信念没有改变。

  雅安县苏维埃革命法庭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。红四方面军南下后,在雅安停留了4个多月,一边打仗,一边做群众工作,建立各级地方党委、苏维埃政府、革命法庭等,开展打土豪、分土地等一系列革命活动。

  1935年11月12日红军占领中里场(今属雅安市雨城区上里镇)后,于12月15日至23日在中里园岗子杨子密家召开了雅安县第一届苏维埃代表会,成立雅安县苏维埃政府,设立革命法庭。法庭的主席是吴光林,大会期间还开了第一次全县公审宣判大会,8名罪大恶极的恶霸匪首被判处死刑。

  走进雅安,雅安县苏维埃政府旧址仍在,青瓦屋顶,三合院落,作为当地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“5·12”地震博物馆,迎接着络绎不绝的游人。

  红军分离始终不是长久之计,张国焘率军在四川作战受挫,于1936年6月6日取消另立的“中央”,重新北上,建立的革命法庭也随之结束。

  风吹过王坪的山岗,碎金满地,山河静好。

 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,埋葬着25048名红军烈士的忠骨。这些人都是当年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献出生命的红军战士。他们中有17225位没有留下名字,墓碑上仅有的一颗红星,是他们全部的生平。

  身处这片红色大地,革命精神和革命法庭的先进经验不断生根发芽,成为新一代法院人的给养。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曾学原表示,“智勇坚定、排难创新、团结奋斗、不胜不休”的红军精神早已成为巴中法院执法办案的精神指引,巴中法院194名员额法官,2020年人均办案数位居全省第二;在雅安县革命法庭曾经存在的上里镇,上里人民法庭2016年4月建设完工投入使用,年均受理案件数近200件。

  恩阳河静静地流着,恩阳县苏维埃革命法庭像过去一样默默伫立在古镇里。2016年3月,经全国人大代表郭红梅建议,这里已被比特币飞机群-比特币微信群-比特币交流群命名为全国法院革命传统教育基地,但愿开着工农旅馆的这座老楼,能够一直保留革命法庭的痕迹。

  小街子、书院路上,车水马龙。(记者 沈圆圆)

责任编辑:刘帆